马里，西非的一个内陆国家，北部为撒哈拉沙漠，距离中国有1万多公里。一位出生在这里的非洲兄弟，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钻研起博大精深的中医。11年后，他成为世界首位获得中医针灸博士学位的外国人。

因不接受拿医药回扣的潜规则，他远赴西南乡村践行救死扶伤的信仰。为艾滋病、麻风病人发声，将受到非人性对待的患者从猪圈救出。坚守乡村17年，他往返于昆明和红河州，为基层培养了3000多名村医。

他就是迪亚拉博士，一位扎根在中国西南的非洲中医人。

与中医结缘，它是一生的理想追求

迪亚拉的家里共有五个孩子，他排行老三。爷爷曾是当地的草医，父亲则是马尔卡拉医院的院长。

1984年，迪亚拉从马里医学院全科专业毕业，由马里政府选派到中国深造。到中国之初，他先在北京医科大学普外科学习，但却渐渐被中医的博大精深所吸引，在他看来，到中国不学中医，几乎等于荒废了学业，于是决定弃“西”从“中”。他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在那里读完了5年的本科。

“大学第一学期‘医古文’只考了40多分，好惨哦。”说起第一次尝到考试不及格的情景，迪亚拉苦笑着摇了摇头。为了迅速提升自己，迪亚拉不厌其烦地请教，课余时间看古装剧、听古戏、逛博物馆，看到不认识的字就去翻新华字典，医学古汉语字典也被他翻得破破烂烂。他认定，中医就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

11年苦读，他成为全世界第一位获得中医针灸学博士学位的外国医生，师承成都中医药大学“神针杨”杨介宾教授。

“杨老在课余时间经常把我带到家里，给我讲《内经》《难经》等中医著作。到毕业时，这些典籍我已全部背会。”迪亚拉说，在中国，他可以拜访名中医，可以看古书，可以找到同道讨论……离开中国，这些太难了。

牛刀小试，几根银针治大病1990年暑假，迪亚拉回到了家乡，决定到医院一展中医之长。

当时，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妇科专业的师兄是医院的院长。师兄听说迪亚拉要来医院坐诊针灸，脸上露出了怀疑的表情，还把中医称为“巫术”。

一天，一个怀有四个月身孕的孕妇因打嗝到医院就诊。之前，师兄已经为其诊治过几次，并未见效。无奈，这次师兄将患者带到了迪亚拉面前。

“你这个搞巫术的，来看看这个病人有没有办法治？”师兄脚都没迈进迪亚拉的诊室，说完话就要走。

“你别走……”迪亚拉一边忙着将患者扶至病床上，一边对师兄说。

迪亚拉在患者手腕的内关穴和脚上的公孙穴进针，行针5分钟后，患者症状缓解。紧接着，他又在患者背部定喘穴行针。约半个小时后，孕妇打嗝的症状完全消失了。

“太神奇了！”师兄感叹道。

在当时，人们只知道针灸可以治疗疼痛方面的疾病，却不知道它还能治内科方面的疾病。如果孕妇的病没治好，针灸在他们医院就很难发展起来。令人欣慰的是，迪亚拉用手中的银针证明了针灸的神奇。

2014年，迪亚拉又在生日期间抢救了一个阿莫西林过敏的小伙子。

当天下午18：00左右由成都开往昆明的K113列车上，有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因吃了两粒125毫克的阿莫西林而出现呼吸困难，全身起皮疹，心率160次每分钟，呼吸困难。但因为火车晚点，到下一站要两小时后。车上没有其他药物可用。

迪亚拉便用自己随身带的针具给他治疗。体针开四关穴，加曲池穴。耳针取肾上腺、心、肝、脾、内分泌。每五分钟曲池穴行透天凉手法，四关穴平补平泻手法。15分钟后呼吸平稳，心率92次每分钟。经过一个小时的治疗，小伙子全身皮疹消退，呼吸18次每分钟，心率68次每分钟。迪亚拉不禁感叹中医万岁！

扎根云南，培训三千村医刚毕业的时候，迪亚拉到大医院里面工作，病人也很多。但有一次，副院长找到他：“诶，你的病人虽然多，但是你的奖金是全院最少的。”

迪亚拉问：多少？院长回答：172块。

院长对迪亚拉说：“你能不能多开一些药给病人，这样你就能从里面多挣一点钱。”

迪亚拉说：“对不起，我做不到。”

院长第三次来找迪亚拉的时候，迪亚拉提交了他的辞职报告。

离开大医院，迪亚拉决定全心全意投身到公益事业，他说这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经常告诉我，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行善，而你又不去做，那就是罪。”

迪亚拉来到云南，他发现那边的乡村医生状况不容乐观。“这支队伍（乡村医生）曾经为中国的医疗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但如今却得不到重视，所以我决定要培训他们。”迪亚拉和当地政府申请，让乡村医生来免费学习，他包揽他们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毕业之后还要送他们三大件（听诊器、血压表、体温表），除了这些，还有工作服、一些药品和书籍，让他们回去安心开展工作。

“我记得有一次，卫生局给我送了两个学员。一个学员是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从他那里到最近的乡卫生院要五个小时，那个村子又特别大，特别需要一个乡村医生，这样一个文化水平的医生，怎么培养他？我就手把手、一步步教他，不像大学里的教授讲完课就走了，我是参与性培训，一边学习、一边操作，就这样带他。”

“还有一个学生是哈尼族，不会说普通话，因为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我就把他安排在一个学习好的同学旁边，我上课的时候，那个同学给他翻译，一下课，我们就开另外一个班，一对一，还要那个学生翻译，三个月把这个学生带出来。这样至少他回到那个村子里，可以解决一些小问题。我们培养乡村医生的目的就是不要让小病出村，不仅要教他们医疗方面的知识，还希望他们医德能超过我。”

“在回访的过程中，有一位姓杨的医生很激动地跟我讲：迪老师，现在我们村民真的叫我‘杨医生’了！可能你们觉得奇怪，在大城市穿着白大褂不都叫医生嘛。但是在村民眼里，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原来可能就是一群敲着二郎腿、没有负责任、不做事的人，但是现在，他们看到你变了，有责任心了，所以他们叫我杨医生！”

坚守乡村行医17年，迪亚拉仅在云南红河州就培养了村医3000多名。红河6个老少边穷县，90％的村委会都有了自己的乡村医生。

科普宣讲，让艾滋病毒携带者走出猪圈给村医培训后，迪亚拉还会跟他们去村子里面发现问题，比如公路卫生、传染性疾病，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有一次，村民们告诉迪亚拉，他们村子有一个艾滋病病人，从外地打工回来后，被检查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大家都很害怕，想把他撵走，但他的父亲觉得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他关到猪圈里面，猪圈里面有一个小洞，通过这个洞递东西给他吃。

迪亚拉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集团队，通过角色扮演，把故事搬到了舞台上，给这个地方的人讲，艾滋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如何对待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应该如何去关爱他……最终通过他的宣讲，患者的父亲和迪亚拉走进猪圈里面，把小伙子带了出来。

除了艾滋病，还有麻风病，迪亚拉告诉村民们，麻风病不都是他们想象的图片上那些可怕的样子，如果乡村医生能够早点发现他们，他们会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下来。他还会带自己的孩子去看望麻风病人，认为这对他们是非常好的教育。

非洲小伙，中国女婿说到家庭，迪亚拉还是个中国女婿。他与妻子杨梅是在成都的一家教堂认识的。

当时27岁的杨梅由于长时间操作电脑，眼睛渐渐近视。迪亚拉为之扎针，止住了视力下滑。接触多了，双方都有一些好感。小心谨慎的杨梅刚开始对迪亚拉心怀芥蒂，但她发现迪亚拉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渊博的知识，慢慢地，她从心里接受了这位非洲黑小伙。

杨母有风湿，杨梅邀请这位黑人朋友为母亲治疗。第一次来串门的迪亚拉不像别人一样称呼二老为“伯父”“伯母”，而是叫“爸”“妈”。杨梅的父母一听很是恼火，要赶迪亚拉走。迪亚拉连忙解释，在马里，一般称呼上年纪的熟人为“爸”“妈”，才化解了危机。

迪亚拉给杨母扎针，杨梅热情地端茶递水，俩人亲密得很，杨梅的父母很快就看出这个年轻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杨父坚决反对女儿与之来往：“他来，就是想和你耍朋友。这不行！”老人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马里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实行着一夫多妻制。但迪亚拉耐心琢磨怎么过老人这一关。

杨母因扎过几次针，疗效明显，又见迪亚拉是个知书达理的学者，心里早有所动，虽然未松口，但暗地做了老伴不少工作。

1997年8月2日，迪亚拉和杨梅在成都天主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现在已经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说中医是伪科学，他比中国人还着急很多人认为中医很神，迪亚拉解释说，其实这个神不是神秘，而是奇妙。

当谈及“中医如何走向世界”时，迪亚拉认真地说，有些中国同行试图让中医西化来得到西方承认，这是很错误的想法。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西方科学把自己宣传成唯一的科学，反而说中医是伪科学。其实和中医相比，西医只有很短的历史，在中医面前，西医还是个小孩子。中医体系要比西医成熟很多、完善很多、先进很多。西药是实验室做出来的，而中医是把人看作一个整体，顺应自然，怎么能让实验室标准来衡量自然的东西呢？成熟的体系向不成熟的体系妥协，难道就是“走向世界了”吗？

每当有人把中医看作伪科学，迪亚拉比中国人还着急，他说他和中医同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中医整套体系推广到西医世界，而不是改变中医自身向西医妥协。

这些言语，让人们看到他的赤诚，这位常忘记自己是老外的马里人，令许多中国人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