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在今年年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认为是贴近亿万农村居民的健康“守护人”。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句中国古训，在当今的乡村医生身上，依然能找到其独特价值。

长沙县高桥镇双水村，是一个以种“蘑菇”（当地人称食用菌）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小村。这个村庄里，提到“最能的人物”，村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产菌大户，而是一个叫董国安的62岁老人。

他是这个村的乡村医生，并且已经做了42年。

在人口不足2000人的双水村，董国安建立起威望，有赖于他与这个村庄深厚的联系。40多年来，他勉力行医，同时还“兼职”村里的矛盾调解员、疾病防疫员、妇幼保健员、患者“保姆”等等身份。

用村民的话说，他几乎掌握着村里的“生老病死”，是全村“最不可替代的人”。

要命的5公里，多亏有董医生

高桥镇位于长沙县东北部，采访车从长沙出发，车程约1个半小时。

双水村距离城镇不远，不到5公里。但这是“要命”的5公里，双水村村民田德厚告诉我们，“以前，村里每每有老人犯急病，如果没有及时找到车，是熬不过这5公里的。”

而他们的乡村医生董国安，无论刮风下雨都能随叫随到，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

穿过一栋老旧居民楼里，一座已经凋敝的古祠堂映入眼帘。紧挨其旁的是村卫生室。

几间略显破败的瓦房，其中一间是董国安的办公室。记者到达的时候，他正在电脑前整理病人资料。

他有点感冒了，早晨6点出门给人看病，淋了雨，换下来的湿衣服还搁在办公室的椅子上。

隔壁病房里躺着两位新接诊的病人。86岁的王海星双眼微闭，喃喃地说：“不是董医生，估计我已经死了。”

他前天晚上突然牙龈痛，第二天醒来大半边脸都肿了，眼睛也看不见东西，躺在床上动弹不得，邻居也是一位老人，便给王海星在长沙上班的儿子打电话，“我儿子说，他脱不开身，最快也得明天回，我气得不行，说明天回我估计就死了，我儿子便给董医生打了电话。”

不到半小时，董医生就赶到了家里，用摩托车载他到了村卫生室。

“现在好多了，打了一天吊针就消肿了。”王海星说，“还只花了100多块钱。”

董国安说，来这里看病的很多都是留守老人。双水村的年轻人大部分在外面工作，留下老人孩子在家，“要是得个病，真是喊天不应、喊地不灵。”

董国安今年62岁，看上去并不比同年龄的农民年轻。他说，村里卫生室的工作繁而杂，他一个人往往身兼数职，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妻子也会过来搭把手，但依然感觉吃力。

“这40年来，我每天的睡觉时间没超过6小时。经常吃着饭，电话就响了，刚洗脚上床，电话又响了。”他笑。

“这个时候你说我能咋办，还不是撂下饭碗就出门。哈，也没吃过一顿饱饭。”

出面调解矛盾，大家都听得进去

在做医生之前，董国安是个农民。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经济薄弱，农村卫生条件恶劣，疾病肆意流行，农村缺医少药。这种情况下，“赤脚医生”应运而生。根据国务院【1981】24号文件精神，对赤脚医生考核发证，合格者成为“乡村医生”。

1972年，董国安19岁。在担任了双水村团支部书记一段时间后，他响应号召，找了全镇最有名的老中医周荣光，拜其名下成为弟子。

周荣光不仅教他行医的技术，也传授他行医的品德。董国安说，师父没读很多书，却教他说“医生治病救人，跟教师一样，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职业”，“要行好医，先做好人。”

两年后，董国安便出了师。他留在了双水村，做起了“赤脚医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沙农村风湿病严重。董国安刻苦钻研，先后去长沙县三医院和金井医院进修，掌握了包括针灸在内的多套中医疗法，为全村人减轻了痛苦。

此后二十年，董国安发现，村民们的肾结石患病人数普遍增加。他猜测是水质的原因，于是自掏200元钱买了一个测水仪器，号召全村村民将自家井水用水瓶装好送到村卫生室。

他花了半月时间一一检测这些水，发现很多井水重金属超标。他嘱咐村民，“再也别喝了。”

最近几年，高血压、糖尿病、癌症又成了双水村村民们的常见疾病。董国安颇感头疼，这些病症相对复杂，为此他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埋头书本钻研的同时，还去大医院求教于名师。

他的辛苦获得了回报，村卫生室里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很多都从周边乡镇甚至市区村赶来。“华佗再世”、“医德高明”之类的锦旗挂满了他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办公室。

一位叫芦淑双的87岁老人，中风20年，最严重的时候，董国安几乎每天都会去她家换药，每次去还都会给她做饭，再给她喂饭。妻子有时候也会跟着一起来，给老人换洗被褥、打扫房间。村卫生室的厕所里，还有专门给老人上厕所的椅子，花了董国安100元。

除了医生和保姆，董国安还是村里许多小矛盾的调解者。

“只要他出面，一般人都听得进去。”村民姚谷祥说，“谁家媳妇不孝顺老人啦，谁家老人吵架闹离婚啦，董医生说几句，大家就消停了。”她说。

这似乎并不奇怪。高桥镇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董医生挨家挨户给人看病，很受尊重，加上也了解各家各户的情况，“调解矛盾往往事半功倍。”

困境 最大的问题是不敢带徒弟

每个季度，董国安都要发动他那辆马达声轰轰直响的二手摩托车，去村里回访40多个糖尿病病人。

加上全村300多名高血压、11名精神病患者，以及不断增加的新生儿产妇等，几乎每个月，董国安都要开着他那辆破烂摩托走遍全村的角角落落。

一路上，他仔细打量着村庄，并希望从某户人家晾晒的衣服等细节方面猜测“主人是否健康”。

这个村庄和这个村里的疾病，董国安都太熟悉了。哪户人家是个五保户，哪个老人儿女不在身边，哪户人家的精神病儿子曾经拿刀追过他，他都乐呵呵地对得上号。

董国安给病人开的药，多是国家规定的“基本用药”，由于实行零差价用药，董国安并不能从药费部分赚到丝毫，“但看一个病人，可以赚1元钱的诊疗费。”

算下来，董国安一天看十个病人的话，可以赚300元，加上800元的薪水，他一个月的收入大约是1100元。

“但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些时候还要亏本的。卫生室的设备，电风扇、微波炉都是我自己买的，水电费也是自己出，经常给病人做饭，伙食又不能太差……”他不好意思地笑。

他的病人在一旁说，“董医生还经常不收人钱。不仅这样，他还经常给钱给病人。”

前年，长沙一家私人医院请董国安过去出诊，每天包接送，工作8小时，一个星期休息2天，工资5000元，但被董国安拒绝了。

“他跟那个人说，这个村离不开我。”妻子说。

那么，现在对于董国安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不敢带徒弟。一方面乡村医生收入低、待遇差，另一方面，国家还没给个明确身份。”董国安说。

“2012年农村卫生改革中实行乡村一体化、院建院管、药品实行零差价销售，改变了村卫生室所有制和经营模式，但村卫生室工作的人员劳动关系却不能建立、不受《劳动法》保护。”

这也就意味着，出了医疗事故，得由“乡村医生”本人承担-这不仅吓退了拜师的徒弟，董国安自己也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