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从你学医的朋友那儿听说过“四大名补”（有四门课程及其麻烦，总有大批的同学要补考）；听说过带着被子和热水瓶，去教室上通宵的自习；听说过弱小女生为了第二天的《解剖学》考试，独自通宵在解剖楼和一群尸体在一起。

　　或许你不相信，或许你会好奇得想念医学院，或许你会害怕得对你学医的同学退避三舍解剖课装满暗黄色福尔马林的大池子里，漂着许多黄褐色的躯体，统一背部朝上，乱糟糟的头发，看不见面部。用棍子捅一捅其中的一个，连带着周围的都回上下震荡着沉沉浮浮。

　　不管你蹲在多么臭的厕所里，几分钟之内一定会“不闻其香”而顺畅呼吸，可是，鼻子对福尔马林是没有适应性的，闻久了，还是那么刺鼻，最多能从中分辨出一种深藏着的尸体气味来。

　　其实，用在人体解剖课的尸体本身是没有气味的。那些价值千金的尸体，被小心地做过处理，不会肿胀，不会腐烂，死亡的细胞在福尔马林的呵护中安安静静。

　　医学生也是人，不是天生就有面对尸体的勇敢。我们第一个学期是《系统解剖学》课程，面对的是制作好了的一块块器官。第一次课程的前一个晚上，很多同学都有点惶恐的睡不着。第二天结伴走进解剖课，台上站着的两位老师首先吸引了我们：一位是一具完整的骷髅，我们真正的老师站在和骷髅对等的位置上，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偶尔长长的教鞭碰到了我们的骷髅老师，它也随之摇摆起舞。

　　头几节课学的内容是骨骼，第一次伸手去拿放在标本箱里支离破碎的骨头块还真需要点勇气。狠下心，一闭眼抓住了才发现，其实并没有异常冰冷或者异常光滑的感觉，灰色的表面泛着淡淡的光泽，骨头不散发任何气味，只有心在怦怦地跳医学|教育网整理搜集。第二次，第三次就马上习惯了。好学生照着板砖一样厚重的教科书，仔细查看每一个隆起和凹陷，眼睛凑得贼近，恨不得在平坦的部位也看出波澜；我们这样的“非”好学生们，则在惊异于生物界的造化，蝶骨（头骨中的一块）被我们一致评为最漂亮的骨头，它是世界上的一切艺术品黯然失色；而脊柱骨作为戒指戴在手上，比藏饰更加神秘，比牛仔更加凶悍，怪不得老师有言在先：“偷窃骨头，严惩不贷。”

　　然后是关节和肌肉，再是内脏和脑。感谢伟大的教科书撰写者，给了我们如此平稳的过渡。期末的时候，我们已经能面对铁灰或暗红的人脑，偷偷地吃携带的早点了。

　　第二个学期就是《局部解剖学》，整个学期的安排就是五六个人面对一整具尸体，将它的每个局部解剖出来，看个究竟。

　　尸体在地下室的大池子里，要自己去搬。我们乘一架“嘎吱嘎吱”响的古老的电梯到了灯光暗黄暗黄的地下室，面对着比盛夏的海滨浴场还要拥挤的福尔马林池子，以“麻木”著称的我们还是发出了惊叹。老师给了我们几个耙子，说我们看中了哪个就把它耙拢过来，只是别光耙男的或光耙女的。啧啧，颇像自选市场。

　　整个池子开始荡漾，尸体们像正在煮的饺子一样浮浮沉沉，向耙上来一个真不太容易。暗黄的灯光下暗黄的涟漪显得有一丝诡秘，混着尸体气息的福尔马林溅到我们身上，在白大褂上留下淡黄的印子。大家合力把尸体拖到岸上，再把它翻过身来，那一刹那可真恐怖，就像——就像是《午夜凶铃》里的贞子扬起死神般的脸。

　　选好了各自的尸体，我们抓住它的四肢，抬着去乘电梯，没想到电梯竟然坏了！可惜不是在晚上，要不然我一定要写出一个关于鬼故事的长篇。于是一伙人和一伙尸体浩浩荡荡地走出地下室的偏门，准备从教学区和宿舍区交界的林荫小道绕到解剖楼的前门（学校的结构就是有这么奇怪，绝对不是我们想绕道）。一路上碰到三三两两的医学生，眼中有着吝啬的惊异，大大打击了我们哗众取宠的虚荣。终于，有几个小姑娘为我们挣了面子，她们是路边小卖部的打工妹，原本站在门口聊天，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远远的我们，我们越走越近的过程中，她们猛然凄厉地尖叫起来，紧接着作鸟兽散了，各自踉踉跄跄躲进自己觉得最安全的地方。

　　回到教室，给尸体们剪头发，擦澡。头发凌乱而枯燥，尸体僵硬僵硬的，我们感觉自己比桑拿浴池搓背小姐还要辛苦。洗刷完毕，每具尸体发得一块上好的布料，据说既防潮又透气，不过后来还是有一具尸体被解剖开的肚子里长出了郁郁葱葱的绿霉。

　　老师除了教学之外，对我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尸体贵呀！尸体难买到呀！”我们《局部解剖学》用过的尸体，会被老师仔细地骨肉分离，干燥防腐处理，妥善保存，用于下一届《系统解剖学》的教学。

　　我们上解剖课的那段时间，铁路上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故，解剖学教研组的老师们连夜出动，跟随“呜呜”的救护车去抢购无人认领的尸体，回来时喜笑颜开，估计是颇有收获。

　　我们最后一届解剖课上，老师用了半个课时的时间动员我们捐献自己（当然是死后的遗体）给解剖教研室，还带来了一叠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有一个女生当场签了，老师兴奋地拍拍她的肩膀，说了一句颇为流行的话：“记得介绍你的家人和朋友来！”

　　动物一直以为动物在医学院的意义只是试验品，后来才知道医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也是普通人嘛。

　　我们用的动物一般是兔子，小猪，小白鼠，狗，通常是在麻醉状态中的它们身上做试验。

　　麻。醉药的剂量和动物体重是成正比的。动物房将动物送来的时候，老师会亲自称它们的体重。

　　“今天的兔子好肥啊。”有一次老师乐滋滋的自言自语，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感觉。那次试验下课后，我回到寝室才发现试验报告忘记交了，赶紧往试验室跑。路上碰到实验课老师，拎着两只兔子，满脸笑容地朝家属楼走过去。

　　我这才知道做过试验的动物还有这么美妙的剩余价值。说实话，我有点嫉妒老师。

　　仔细想想，我从来没有听到或者看到有关“学生不能带走试验动物”的有关规定。可能我不是个专心上课的学生吧。

　　没过多久，一次研究“休克”的试验，试验对象是几条又肥又壮的狗。

　　狗肉火锅，多么鲜美啊！

　　我们边做试验，边憧憬着狗肉火锅。有人提议向老师申请将实验动物带回去，多数人觉得一定不会得到批准。可是用狗做实验的机会并不多，如果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失去的说不定就是所有的机会。

　　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就说：“以前有师姐将小白鼠带回宿舍当宠物养，没被追究过责任，我们干脆也偷偷把狗拿走就是了，反正没有什么明文规定。”

　　几年前，一个师姐将几只小白鼠带了回去，养了几个星期之后，小白鼠从笼子里跑掉了。那是一栋古老的木板楼，年久失修的木板破了一些窟窿，窟窿连着木板间的空隙，宛如《地道战》中四通八达的地道，无数身长近一尺的大黑鼠住在那里，一到晚上就兴风作浪，三五成群，轰隆隆开过来开过去，吓得夜起上厕所的同学尖叫。小白鼠逃跑后，世界上心了好久，她担心小巧可爱的小白鼠遭受壮如牛的“土著”大黑鼠的欺凌，发动了整个寝室的姐妹们寻找，还在楼道里贴上了“寻鼠启事”，上面画着小白鼠的肖像，细细的爪子，红红的眼睛天真无邪。可是，小白鼠再也没有出现过，日子一久，大家都淡忘了。

　　过了几年，木板楼的老鼠依然猖獗，但老鼠全都变了种，身材有如小白鼠，肤色是灰色的。稍加分析，医学生的常识告诉我们，小白鼠和大黑鼠交配了，新物种小巧的身材显然更适应木板楼里的生存，几年的工夫，优胜劣汰就完成了，只剩下小灰鼠一支独秀。

　　这件事人尽皆知，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建议。马上，我们为偷走狗制定出了一个详尽的计划。

　　一个同学悄悄溜出教室，回宿舍里拿来一个平时用来装被子的牛仔大包，将大包藏匿在宽大的夹克里，在教学楼的角落里候着。下课了，两个同学围着老师问问题，组里其他三个人迅速把狗从后门运出去，和拿袋子的同学会合，谨慎而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晚上，全班同学会集在学校后门的小饭馆里，每人给了老板五块钱，他负责把试验狗加工成三个香喷喷的狗肉火锅，另附送青菜若干。

　　畅快的晚餐！大块的狗肉，大杯的啤酒，对于在学校三月不知肉味的我们，这是天堂般的生活。

　　晚上做了很多美梦，早上醒来时还流着口水，多想再做一次狗的试验啊！还没来得及擦干口水，有人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我：东窗事发。

　　我们本来准备好了一些钻政策法规空子的借口，但据可靠消息说，老师大发雷霆，已经上报到学院，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据理力争是不明智的。二十多个人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痛苦地决定乖乖地承认错误。我是指使者，主谋加执行过程的中坚力量，竟然有一个男生自告奋勇跳出来，要替***罪。

　　我感激涕零，真后悔昨天和他抢那块最大的狗肉，还抢赢了。

　　六壮士在我的目送下，带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走向老师的办公室。

　　最终处罚如下：写检查，作检讨，每人罚款20元。

　　肠镜春暖花开，我的“寒冷暴食症”转变成了“温暖暴食症”，当然，这两个名词在医学书上都是找不到的，是我为自己嘴馋找的借口，把责任推给天气。

　　班上有一个女生看不惯我这样自暴自弃，她认为减肥是女生的责任，凯特摩斯（一个得了厌食症，在医院治病时被星探发现的女子，以175cm的身高和不到80磅的体重，成为世界一流名模，是“骨感”风暴的鼻祖）是她心目中的偶像，她的最大梦想天天挂在嘴上：“不生活在非洲，而拥有和非洲难民一样的身材。”

　　脂肪含量低于多少就会内分泌失调？低于多少就会终身不孕？这些问题烂熟于凯特摩斯崇拜者的心中，但她减起肥来依然义无反顾，目标远大。

　　我们坚守各自的立场，倒是一次肠镜室的经历改变了我们。

　　以前听到“肠镜”这个词语，我就会想到“胃镜”，以为也是把光纤从嘴里插进去，后来真正看到“肠镜”，我才恍然大悟，并为自己曾经的想法吐了又吐。

　　我们一伙人挤进狭小的肠镜室时，光纤正在一个病人的肚子里。光纤拍摄到的影像及时地传送到屏幕上，看起来就像一场“迷宫游戏”，淡红色的“迷宫”壁，镜头在不断深入。发现突出的瘤状物，镜头旁边就会伸出一个钳子，张牙舞爪地拽下一块。偶尔可以看见一团绿色的东西。

　　如果你吃过泻药的话，就会知道那些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吃了泻药后悔拉肚子，从固体到半流质，到流质，再到液体，最后液体的颜色会变成淡绿色。

　　已近中午，我的肚子本来已经饿得咕咕直叫，可现在就算有桌满汉全席，也激不起我的一点胃酸了。不过，屏幕的情景恶心是恶心了点，但从此，我的“暴食症”的确被这种所谓的“恶疗”法治愈了。

　　这个病人的肠镜做完了，下一个是个女病人，病历卡上写着“肠功能障碍，原因待查。”病人的头发枯黄，目光呆滞无神，肥肥的病号服就像是挂在衣架上一样，看不见一点起伏。

　　“躺在床上，把裤子脱了。”护士命令她。女病人缓慢的走到病床前，在腰间摸索了一会儿，蓝白相间的病号服轻而易举地滑落了下来，露出两条骨瘦如柴的腿。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那两条腿，我的第一反应是“难民”，第二反应式碰了碰站在我身边的凯特摩斯的崇拜者，悄悄地说：“嘿，你说这两条腿是不是很像凯特摩斯的？”

　　崇拜者瞪了我一眼，恨恨的不说话。

　　从此她成了“暴食者”中的一员。

　　看产看产就是看产妇生孩子。

　　一个初夏的日子，快下课的时候，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有一个产妇要生了！我们来不及吃饭，浩浩荡荡地开往产房。要知道，在我们见习的附属医院，产妇几乎都是来剖腹产的，有的因为胎位不正，有的因为怕痛，有的因为要好身材。

　　产妇叉开双腿躺在产床上，小腿加在离床面半米高的德加赞赏，我们五男五女十个人，直面产妇叉开的大腿。男生们的眼中都露出神圣而科学的表情，一脸正气凛然，产妇疼得筋疲力尽，也没精神难为情。小孩的头已经到产道口了，助产士扒开产道口，让我们看长着淡黑色毛发的胎儿的头顶。

　　产妇的阵痛又来了，一阵高过一阵，叫了起来。护士冲着她喊，：“不要叫，把力气用在肚子上。”也许是真不能喊，也许是护士们怕吵，反正产妇立刻闭上嘴不叫了，脸渐渐憋成了猪肝色。

　　助产士看产妇要生了，就准备做一个侧切。中国人以大米为主食的饮食结构导致蛋白纤维短，产道弹性差，所以中国人容易发生难产，产道口破裂就更常见了。产道口破裂一般是纵裂，向后纵裂就会造成肛裂，这意味着产妇下半辈子回大便失禁了。这是医疗事故，助产士和护士都要承担责任。所以，为了双方的利益，平产中都会常规做一个侧切。

　　助产士拿起一个巨大的注射器，我当即吓了一跳，针管又粗又长，针头大概又把九厘米长。助产士将针插入产道口一侧，全部插进去之后，注射麻。醉药，再抽出来，换个角度再插进去，再注射，反复了四五次。整个过程迅速而粗鲁，手法和我们做实验时给猪打针的手法差不多。

　　打完麻醉，助产士，拿出一个大手术间，我又要怀疑那是兽医站的工具了。剪刀刃大概有十厘米。助产士把打过麻醉的那一侧提起来，把剪刀架上去。要知道，我们做手术的时候，都是先用手术刀划开皮肤的，同时不断结扎大的出血点，再分离皮下组织什么的，哪见过这样的，像剪纸剪布一样剪下去！

　　我碰了碰站在我身边的一个男。同学，轻声问他：“难道就这样剪开吗？”他一脸的不屑，话还没说完，助产士手上那把镊子或剪子晃动了一下，我听到一个细碎的咔嚓声，那不同于我的任何一次用剪刀的经历，清脆而沉闷，我的心就像是被猫爪子住抓了一下一样。我旁边的那个男生轻声地尖叫了一下。

　　月黑风高，我走在无人的街道时，我就会想起来那个声音；好几个狂风大作的夜里，我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然后猛地从梦中惊醒；甚至在灯红酒绿，歌声荡漾的酒吧，我也能听到……

　　助产士接着做了一个更夸张的动作，她用剪刀顺手在缺口上修了一下，就像园艺工人修剪花枝一样，或者像我们小时候玩剪纸游戏，一下没剪好，再修一修，可是，那是人肉啊，活人身上的肉，那么厚一块，那么长一刀！

　　马上，血哗哗地流下来了，助产士只是拿了两个巨大的棉球按住那个大大的V型缺口的两条边，再没有实施任何止血措施。这时候，我们老师的声音如同编演过的旁白一样传过来：“大家刚刚看到了一个侧切，侧切是一种常规操作。有时候产妇的子宫收缩得很猛烈，来不及麻醉，也可以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直接剪……”老师的脸温文尔雅。

　　一会儿工夫，胎儿的头出来了，剩下的小小身子，想使握在手中的一条小鱼一样，哧溜一下就滑了出来。当我看到胎儿的脸时，倒吸了一口气，那是一张脸吗？倒像是有几条皱纹的肚皮。护士接过婴儿，在那张脸上摸了几抹，那些褶皱就像被揉开了一样，各归各位，成了五官，还很标准。

　　那是个小男孩。护士用习惯把婴儿口腔和鼻腔里的羊水吸了出来，用纱布把新生儿身上的羊水，鲜血和粪便（粪便也是母亲的，产妇生产是太用力，把大便也拉下来了）擦干净之后，用布包好，放在母亲床头的保温台上。

　　母亲的头发是湿的，脸上还有泪痕，脸上的猪肝色已经褪成了粉红色。她扭头看着自己的孩子，满脸的疲倦，满脸的幸福，满脸的温柔，还有那么一点沧桑。

　　这时，几个护士想起了孩子的爸爸，问要不要抱给爸爸看，产妇点点头。我和另外两个女生早早地跑到产房门口，满心期待着一个喜极而泣的父亲。等在产房门口时产妇的丈夫和婆婆。丈夫接过儿子，看那张小脸。而我一直盯着丈夫的那张脸，多么希望它是幸福到极致而什么表情都有，或者是高兴到极致而呆若木鸡。然而，丈夫只是自如地淡淡笑着。婆婆在旁边絮絮叨叨：“眼睛像你，鼻子也像你，看那小嘴，多像你啊……”

　　说真的，我很失望，还有点伤心。我不死心，对那个新爸爸说：“小孩的妈妈好辛苦啊，留了好多好多血。给，我的白大褂，帽子和口罩都借给你，你进去看看她吧。”新爸爸风度翩翩：“谢谢你，不用了，我就是医院的医生，我进去也用不着你的衣服。”

　　真不知道是天下的男的都冷血，还是天下的男医生都冷血！

　　我们回到产房时，胎盘还没有下来，十二点四十，助产士可能是饿了，显得很不耐烦，她握着剩下的半根脐带，隔一会儿拽一拽，一边念叨着：“怎么还不下来？”

　　我们看了那小孩子好一会儿，老师叫我们都回去，不要影响了产妇的休息。我们走的时候胎盘已经下来了，助产士和一个护士拿着镊子和针线，准备缝那个V型的侧切口。护士说：“忍着点，会有点疼的。”

　　走在回寝室的路上，好一会儿都没有人说话，沉闷的气氛很别扭。我全身的衣服，从衬衣，牛仔裤到外面的白大褂，被汗水浸了个透湿，粘在身上难受得要命。我都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在那间有空调的产房里流了这么多的汗。右前臂隐隐地痛，我挽起袖子一看，大大的一块被掐红了，还有些发青，可能是站在旁边的一个人过于紧张掐的，弄不好是我自己掐的也不一定。

　　终于有人说话了，一个女生大声宣布要做Dink（doubleincomeandnokids）一族，一石激起千层浪，女生们纷纷表示相同的决心，包括我们一直认为全班最有潜力成为贤妻良母的那位。男生们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有一个人开口：“你们看那小男孩多可爱啊，我老婆要是给我生一个那么可爱的儿子，我一定送她一栋别墅，一辆宝马。”另一个男生推了他一把：“你小子还真不知足，我老婆只要愿意生，我就送！”

　　我偷偷地想：就算是有房子有车子我也不愿意。

　　回到宿舍我已经累得不行，换下一身的湿衣服，想打电话给妈妈，但怕吵了她的午睡。遂打起精神，顶着正午的太阳，去校门口的邮局EMS了一束康乃馨。

　　洁癖白墙，白地，白床，白衣服，白帽子，白口罩……大多数人心目中，医生和白色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医生的第一个职业病就是“洁癖”。

　　洗手，不停地洗手，永远地洗手。如果你不认识一个医生，就不要吹嘘自己洗手洗得很干净。医生的手，没有长的指甲，没有汗毛，苍白而黯淡。医生的洗手，是神经质的。

　　我统计过，医学生至少花了15个课时学习洗手，如果算上演习和实践，15这个数字就要用月作单位。

　　第一步，用肥皂洗，同时用小刷子仔细地刷，皮肤褶皱尤其不能放过，三遍；第二步，用碘酒擦，三遍，完成后都忘了自己是哪种颜色的人种了。

　　第三步，涂满酒精。三遍。

　　以上这些文字在教科书中被扩充成了16开本的整整四页。

　　不要以为学洗手像在大学学政治，考一门丢一门，随时间的推移，洗手的风气会愈演愈烈，洗手不但保护病人，同时也保护自己。可是，依然有人因为洗手不彻底而害人害己。且不提什么非典和艾滋；也不提什么去消化科走了一堂，害得全家上上下下拉肚子；更不提什么伤口不愈，疹子不断。就说我一个好事的同学，她非要去帮助产士的忙，玩了之后没有好好洗手，结果得了乙肝，因为她接触到了产妇的血，而产妇是个隐性乙肝患者。

　　有一个准则是：碰了任何东西的手都要被重新洗一次。于是，医学生总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医学院以外的地方洗手，怎么关水龙头呢？关水龙头的时候，手又被水龙头弄脏了；打开水龙头，再洗一次，可水龙头总是要关的……这个问题比“鸡生蛋，蛋生鸡”还要费脑细胞。下次你遇到一个让水龙头流泪，浪费宝贵的水资源的人，请不要急着下结论，说不定他是被这个问题折磨得晕头转向了，没留神就犯下了这破坏环境的罪行。

　　顺便提一句，医院里的水龙头都是用脚或者用手肘来关的。

　　洁癖的表现不止在洗手上。除了一般洁癖病人有的症状，医生们通常还会有以下毛病：用棉签摁电梯按钮；除了鞋底哪儿都不碰病房里的任何东西；不管谈论多么隐私的问题也要离人两米半以上；习惯了被别人抓养——在手术室等地方，自己抓养是不被允许的。